◎賴文智律師
這兩個月,台灣的資安新聞幾乎沒有停過。十月初,104人力銀行公告約12萬筆求職履歷遭未經授權存取;緊接著,電商平台服務商91APP證實其Commerce Cloud訂單資料庫遭非法存取,影響範圍涵蓋多個電商品牌,無印良品、全家行動購等品牌陸續發布個資警訊;十一月初,永豐銀行發生多名客戶,累計高達新臺幣4千餘萬元的異常轉帳;易遊網隨後公告會員中心遭攻擊,數十萬人的歷史訂單聯絡資料外洩;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也證實部分網站遭駭,數萬筆護照大頭照檔案、2萬餘份駐紐約辦事處驗證的授權書掃描檔等資料遭不法取得。數位發展部官員於十一月中旬對外表示,受害企業已逾十家,外洩個資累計約880萬筆,並指出AI協助駭客發動網攻已成國際趨勢。
面對這樣的新聞密度,一般的反應多半是「資安要加強」、「漏洞要修補」。這些當然沒錯,但如果只把每一起事件當成個別的「被駭」意外,很容易錯過真正值得董事會與經營階層追問的問題:我們是否真正知道企業保有哪些資料、為什麼要保有、放在哪些系統、交給誰處理、保存多久;出事的時候,我們能不能說清楚發生了什麼、由誰決定停止系統、由誰對外說明?這些問題的答案,決定了一次入侵最後會變成「小事故」還是「數百萬筆外洩」。從這個角度看,這一波資安與個資所帶來的危機,正是台灣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正視資料治理的轉機,不是個案危機處理,而是如何分配權限、承擔責任及維持信任的治理問題。
攻擊的經濟學已經改變
數發部林宜敬部長在記者會中說明,前緣AI模型已能自行尋找資安漏洞並串成「擊殺鏈」,這波攻擊即是以此為基礎,自動掃描全世界的網站;資安署也指出日本、韓國同期都有大量企業與金融機構受害,並點出AI自主滲透測試工具與API是這波攻擊的重災區。從各起事件已公開的說明來看,被利用的切入點,多半落在第三方元件、系統設定與存取憑證這類日常維運環節。
這個組合非常值得玩味。攻擊工具是新的,但被利用的弱點都是老問題:未更新的套件、散落在程式碼裡的憑證、對外開放的API。過去企業在做風險評估時,常隱含一個假設:「駭客為什麼要挑上我們?」中小型系統、內部工具、測試環境、多年前的舊資料,因為「不值得被盯上」而被放在優先順序的後段。AI自動化攻擊打破的正是這個假設。當掃描與嘗試的成本趨近於零,就不再有「不值得被盯上」的系統,每一扇沒鎖好的門都會被推一遍。
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企業自己的AI應用:當企業開始讓AI代理調用知識庫、發送訊息、執行交易步驟,資料權限與工具權限就直接轉化為行動權限,一組外洩的憑證能做的事,也遠比過去多。風險評估的前提,必須由「被選中的機率」改為「必然會被掃到」,而這會直接影響組織對資料該放哪裡、該留多久、權限該開給誰的判斷。
說不出外洩什麼資料,就是治理的問題
這一波事件中,有業者在說明時坦言,調查結果難以精確確認實際遭存取的資料範圍,只能基於審慎原則,以「最大可能範圍」揭露與通知。從危機處理的角度,這是對消費者負責的做法;但從資料治理的角度,這也提醒所有組織,當無法從存取紀錄、資料分類與資料流向還原「攻擊者到底拿走了什麼」,就只能把所有可能的人都列為受影響對象,補償成本、通知成本與商譽損失也就同步放大到最大。面對自動化工具的攻擊,事後鑑識本來就更加困難,平時的日誌設計與資料分區、加密也就更顯重要。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7條第1項要求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,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,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;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則進一步說明,所謂適當之安全措施,指採取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施,並列舉包括個人資料之範圍界定、風險評估、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、使用紀錄、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等事項。換言之,「知道自己有什麼資料」與「留下足以還原事件的軌跡」,本來就是法定安全維護義務的一部分,而不只是資安部門的技術選項。
這當然也牽動民事責任,在推定過失的架構下,企業能否舉證「已採行適當安全措施」,很大程度取決於平時有沒有資料盤點、存取控管與日誌留存。說不清楚資料在哪裡、誰碰過,在訴訟上也很難證明自己沒有過失。而這也正是資料治理的核心:企業不可能保證系統永遠不被入侵,但可以合理要求的,是事前已辨識資料的用途與風險、採取與風險相稱的控制,執行過程中保留資料來源、版本、權限、契約與日誌紀錄,出事時能夠追查、補救並說明責任。可追溯性不是事後才補的鑑識工作,而是平時就必須設計進系統與流程的治理能力。
最安全的資料,是不存在的資料
數發部在說明中建議企業縮小個資蒐集範圍,這句話看似平淡,其實是這一波事件最重要的治理教訓。仔細看各事件的外洩內容:電商相關事件多半涉及長期累積的訂單資料;易遊網是部分「歷史訂單」的聯絡資料;領務局遭取得的駐紐約辦事處授權書掃描檔,時間範圍竟從2011年10月延續到2026年11月,長達十五年;護照大頭照則是民眾線上申辦時上傳的檔案。
這些資料在蒐集當下都有正當目的,但問題在於:目的完成之後,它們是否還需要留在對外服務的系統中?一份十五年前已完成驗證的授權書掃描檔,為何仍能從網站相關環境中被取得?一筆早已出貨、結帳的訂單,是否需要以完整的姓名、電話、地址、品項持續存放在線上資料庫?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要求個資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,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;第11條第3項更規定,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,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,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,除非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。資料最小化與保存期限管理,向來是個資法上最常被忽略的義務,因為「多留一點總是比較保險」、「說不定什麼時候會用到」是組織的直覺。但在AI自動化攻擊的時代,多留的每一筆資料,都是下一次外洩時的帳單。
當然,這不意味著企業必須即時把多數的資料刪除,而是要有「資料的價值不會因為數量增加而自然增加」的正確認知。留下來的每一筆資料,都應該對應到一個仍然存在的用途,以及一位對保留決定負責的人。業務上確有需要的歷史資料,可以考慮自線上交易環境移出、分層存放、去識別化或以假名化方式保留統計價值,並針對不同類型資料訂定具體的保存期限與銷毀程序。關鍵在於,「保留」本身就是一個需要有人核准、留有紀錄、定期重新評估的決定,而不是資料庫自然長大的結果。
委外不等於把責任一起外包
這一波事件另一個明顯的共同點,是現代資料供應鏈。企業的電商、會員、金流與客服系統,多半建立在SaaS平台或委外廠商之上,一個平台層級的事件,就可能讓眾多下游品牌同時發布重訊、向各自的主管機關通報、處理消費者的詐騙申訴;永豐銀行說明異常轉帳源於外部駭客利用新網銀交易系統的「供應商安全設定」,並表示將向該外國系統供應商求償;領務局也表示後續將釐清委外廠商的責任。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條規定,受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,於本法適用範圍內,視同委託機關;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8條則要求委託機關應對受託者為適當之監督,包括預定蒐集處理利用之範圍、類別、特定目的及期間,受託者就第12條必要安全措施之採行,複委託,以及委託關係終止時個資之返還與刪除等事項,並應定期確認受託者執行之狀況。平台或資訊系統委由外部廠商辦理,並無法免除企業自身的個資保護責任。
從治理的角度,企業採用SaaS或委外系統時,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功能與價格,至於資料存放在哪、元件更新與金鑰權限如何管理、發生事故時誰先知道、多久通知、由誰負責通知當事人,以及合作終止時資料如何返還與刪除,常常在契約裡只有一兩句原則性條款,或要求委外業者負擔全部責任的概括條款。然而,在SaaS架構下,平台業者同時服務眾多客戶,卻不能直接以自己的名義聯繫各品牌的消費者;品牌端握有與消費者的關係,卻未必掌握系統的技術細節。
甚至企業內部也是如此,資料的用途與範圍掌握在業務單位,系統權限與日誌由資訊及資安單位負責,契約與個資義務需要法務參與,供應商評選與退場安排則屬於採購。無論是否委外,若這些角色之間沒有清楚的決策權與升級機制,事故發生時,通知與補償就只能在壓力下逐一協商,勢必延誤應變時機。委外契約中的資安與個資條款、稽核權、事故通知時限、責任分擔與退場安排,應該被當成資料治理的核心文件,而不僅是法務審閱合約的權利義務條款而已。
偵測與通報:分散的時鐘
再看偵測。這一波電商相關事件,最早出現的訊號往往不是系統警示,而是消費者收到載有真實訂單內容的詐騙訊息。由於同一位消費者可能在多個品牌、多個系統留有資料,品牌端又可能同時串接ERP、行銷工具與各類外部服務,詐騙內容未必能直接對應到單一系統,從「消費者反映」到「確認是哪一個環節被入侵」,中間往往需要多方交叉比對,而這段時間正是詐騙集團利用真實資料行騙的黃金期。平台、品牌與周邊服務商之間若缺乏事前約定的情資分享與聯合調查機制,偵測時間就會被拉長。
依數發部說明,資通安全管理法適用的機關須於知悉資安事件後一小時內通報;金融機構依重大偶發事件通報規定,應於發現後30分鐘內先以電話通報金管會;至於其他一般企業,則須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的個資安全維護辦法通報,再由主管機關轉知個資會籌備處與數發部。同一波攻擊,不同的受害者適用不同的時鐘、不同的窗口。
在通報時限之外,更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內部的決策鏈。以永豐銀行對外說明的時間軸為例,當天上午9時29分左右客服陸續接獲客戶反映,10時啟動內部程序,中午12時經內部決策定調為重大偶發事件並於12時50分通報金管會,下午1時47分了解原因後將新網銀APP下架。姑且不論事件本身的成因,這條時間軸清楚呈現出一個常被忽略的治理問題:從察覺異常、判斷事件等級、決定通報,到決定停止一項正在服務客戶的系統,每一個節點都需要有人有權限、也有依據作成決定。若停止權限沒有事先界定,第一線即使察覺異常,也可能因為「這不是我能決定的」而錯失止損時機。
2025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的個人資料保護法,確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為單一主管機關,並明文要求知悉個資遭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時,應通知當事人並通報主管機關,個資會籌備處也已預告「個人資料事故通知通報及應變辦法」等子法草案。然而,依修正條文第56條,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,個資會組織法迄今仍未完成立法,新法尚未施行;且依新增第51條之1,個資會成立後六年內,部分行業的監理事項仍由原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。換言之,在可見的未來,企業仍須在現行各部會辦法與即將上路的新制之間自行銜接。對企業而言,與其等待法規統一,不如先把內部的事故分級、通報決策鏈與對外溝通流程建立起來,並確保在「尚未確認是否為自身系統遭駭」的灰色階段,就有啟動調查與保全證據的機制。
「不敏感」的資料,也很有價值
另外這波資安與個資事件,亦值得吾人對資料分類進行反思。多數業者在事件公告中都強調,外洩資料「不含信用卡卡號、身分證字號、密碼」。這在金流安全上確實是重要的說明,但數發部部長也指出,這波攻擊雖然直接財損不大,個資被賣給詐騙集團後所造成的間接損害恐怕相當龐大。姓名、電話加上「你在哪個品牌、哪一天買了什麼」,正是假冒客服、以「訂單異常」「重複扣款」為由誘騙消費者操作ATM或加入LINE詐騙社團的最佳劇本。
傳統的資料分類,多以資料本身的類別判斷敏感程度,例如病歷、財務、身分證字號屬高敏感,姓名、電話屬一般。但在詐騙產業化的環境下,資料的風險取決於「組合」與「情境」,一般個資與交易紀錄結合後,其被濫用的價值可能遠高於單一的敏感欄位。護照的大頭照也是如此,領務局表示不影響護照效力、無須換發,但高品質、符合國際規格的人臉影像,在深偽與生物辨識濫用風險日增的今天,其長期風險仍值得重新評估。資料治理中的分類分級,應該納入「外洩後可能如何被利用」的情境評估,而不只看欄位名稱。
從法規遵循到可問責的治理能力
企業面對個資事件,最常先問的是「我們有沒有違法」。這當然是必要的問題,但還不夠完整。多數企業都可以拿出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、資安政策與委外契約,問題在於,這些文件是否真正轉化為內部可以運作的權責與紀錄:業務單位知不知道何時可以自行決定增加蒐集欄位、延長保存期間,何時必須提交審查;資訊單位知不知道哪些系統承載高風險資料,應優先修補與監控;法務與採購是否在選任與續約時,實際檢視過供應商的資安與事故應變能力。清單可以提醒企業哪些問題需要檢查,卻不能代替企業判斷資料是否適合特定目的、風險是否可以接受,以及應由誰作成決定。真正的治理,是把法律原則轉化為企業內部可以運作的政策、程序、權責與紀錄,並依風險高低採取不同強度的審查與控制。
結語:不是永遠不出錯,而是能夠說明與承擔
回頭看這一波事件,多數破口都不是什麼高深的零時差攻擊,而是任何一份資安檢核表都會列出的基本功:修補漏洞、管好金鑰與權限、盤點對外API、監督供應商。AI讓攻擊者能以極低成本、極高頻率檢查這些基本功有沒有做到,等於把企業過去累積的「資料治理負債」一次性地拿出來清算。
個人認為企業在這個時間點最值得做的,不是急著採購更多資安工具,而是先回答幾個治理問題:我們保有哪些個資、放在哪些系統、哪些已超過必要的保存期間,以及每一項保留決定由誰負責;哪些系統由外部廠商維運,契約裡對資安、稽核、事故通知與退場是怎麼約定的;如果明天有消費者反映收到含有真實訂單內容的詐騙訊息,我們能不能在一天內判斷是不是自己的系統出事,又是由誰決定暫停服務、由誰對外說明。這些問題的答案,不應只存在資訊部門的腦海裡,而應該成為董事會與經營階層定期檢視的事項。
個資會與新版個資法的上路,終將把台灣的個資監理帶向更統一、更嚴格的方向。但法規能做的,多半是在事後追究責任。在攻擊成本趨近於零的時代,沒有企業能保證永遠不被入侵。資料治理所追求的,不是永遠正確、永遠安全,而是決策可以被說明、過程可以被追溯、責任可以被確認,制度也能因新的事實而重新評估。能做到這一點的企業,才能在下一次事件發生時,讓董事會、員工、客戶與合作夥伴仍然相信:這家公司能在使用資料創造價值的同時,承擔其所產生的影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