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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趙麗穎告紅果短劇看AI「借臉」與治理責任

2026/11/21
目錄

◎賴文智律師

近日(2026年11月)中國大陸影視圈最受矚目的法律新聞,莫過於一線女星趙麗穎以侵害肖像權為由,一舉將微短劇平台「紅果短劇」的營運商、其全資股東「北京抖音信息服務有限公司」以及一名自然人告上北京法院。該案件開庭後,紅果短劇旋即於11月17日發布《關於肖像侵權專項治理的公告》,宣布截至10月已累計攔截、下架及調整高達4萬3,992部疑似侵害肖像的作品,並強調99%是由系統主動事前攔截,同時推出免費預檢工具。

過去遇到這類AI換臉、融臉短劇,多數藝人工作室往往可能選擇發發律師函、要求平台下架劇集了事,許多AI劇的業者可能認為侵權成本極低。但這次趙麗穎直接將平台營運商與母公司一併列為共同被告,雖然最終未必母公司會因此而負責,但卻讓AI時代平台的責任邊界的議題,再次浮上檯面。這類「借臉」AI短劇並不僅限於紅果這類垂直短劇APP,大量經過剪輯、二創甚至直接下廣告推廣的AI短劇,也正鋪天蓋地湧入 Facebook(Meta)、YouTube Shorts 與 TikTok 等綜合型影音社群平台。當戰場轉移到跨國社群平台,法律定性與治理難度又出現全新的變數。

一、生成式AI「融臉」而非直接照搬肖像,就不算侵權嗎?

許多AI短劇的製作方常有一種迷思:只要不是直接拿明星的劇照或寫真集中的肖像來用,而是透過生成式AI生成一個很像某位明星、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虛擬主角(如將明星的五官特徵與虛擬角色融合,並進行局部微調與弱化),是不是就能遊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?

無論是在中國大陸《民法典》或台灣《民法》對於肖像權的保護,判斷標準從來不在於是否為本人被拍攝的真實影像」,而在於外部形象的可識別性,亦即,只要一般社會大眾或特定粉絲群體看到這個AI生成的角色,從面部輪廓、五官特徵或神韻上,能夠直接聯想並識別出這就是某位特定藝人,在法律上即可能落入該自然人肖像的保護範圍。

我們很能夠理解AI短劇業者之所以偏好「借臉」,目的就是為了藉由「熟臉效應」吸引觀眾點擊、付費解鎖或導流變現。這種將他人人格特徵直接轉化為商業引流工具的行為,除涉及肖像權侵害的問題外,未經同意蒐集、運算並利用特定人的臉部特徵或聲紋,亦可能觸及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對個資之非法蒐集、處理與利用,由對於市場影響的角度,亦會涉及《公平交易法》第25條「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」,因為可能讓消費者誤以為藝人有授權或同意,或涉及剝奪藝人市場上潛在的肖像授權商業機會等。

二、紅果短劇防得住,那FB或Youtube呢?

趙麗穎對於紅果短劇及其母公司抖音拉上被告席,最具指標意義的地方,在於挑戰過往20餘年來網路平台經濟的核心議題:平台究竟只是單純的「資訊儲存空間(避風港)」,還是具有高度審核義務的「內容播放媒體」?

筆者認為垂直型短劇平台性質上與OTT業者無異,即使是讓AI劇的製作方自行上架,但平台方高度參與劇集的流量取得,甚至透過付費解鎖或廣告分潤直接從觀看次數中獲利,即難以主張僅是UGC平台,將法律責任推到個別的使用者身上。這應該也是為何紅果短劇在開庭前後急忙上線權利確認與預檢工具、下架逾4.3萬部作品的主因,希望能夠向法院證明其已盡合理的「事前防免義務」。然而,若是平台上仍存在有相當數量這類「融臉」的AI劇,恐怕被當成內容播放媒體來課責,也是可預期的結果。

筆者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當這類AI短劇流竄到 Facebook、Instagram 或 YouTube 等傳統的UGC平台時,因為這些平台還有大量真正UGC內容,長期均在美國DMCA法案所建立「通知、取下」的避風港條保護下營運。「融臉」這類肖像的侵害,亦非DMCA這種以著作權為核心的法制所能處理,在沒有明確的法律規範下,恐怕極難要求傳統的UGC平台對每一支短影音進行事前實質審查。

然而,我們卻不應該忽視FB或IG這類UGC平台的經營者確實因為大量AI短劇作為其影音內容或投遞大量廣告所帶來的營收貢獻,以及即便藝人團隊向Meta或Google檢舉下架一個粉專或IG帳號,背後集團隔天就能換個帳號重新下廣告或投遞內容,權利人只能陷入無止盡的「打地鼠」困境,打一個冒出三個,愈打愈多,愈打出現愈快。更不用說因為這類侵權AI短劇的製作方或發行方往往隱身在國外,受害藝人可能連要在哪進行訴訟都有困難。這樣AI時代所「放大」的問題,若UGC平台無法儘快主動提出治理的方案,恐將迎來在AI相關立法時,對於UGC平台課予非常重的責任。

三、以「事前治理」取代「事後救濟」的法制轉型

回到台灣的法制發展,隨著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三讀通過,法律明確課予政府應於二年內依基本法精神檢討、制定或修正相關AI法規的任務。面對生成式AI大幅降低內容產製門檻後,像AI短劇這類游走在「融臉」、「借聲」邊緣的侵權亂象,筆者認為進行法規盤點與修法工程時,正需要一場思維上的典範轉移,不能再單純依賴傳統民、刑法「事後侵權損害賠償或犯罪訴追」或著作權法的「通知/取下」的被動救濟,而必須將法律規範往前移,建立貫穿上游製作、中游發行到下游社群平台的「事前治理機制」。

傳統人格權與著作權法制運作的前提,是侵權內容的產製需要一定時間與成本,且權利人有能力逐一訴追。然在AI時代,可能短短幾天內即批次生成數十部神似某位明星的短劇,並透過免洗帳號與演算法推播在社群平台上病毒式擴散時,事後救濟早已緩不濟急,即令權利人有資力處理,等到權利人完成蒐證、寄出律師函甚至打完跨國官司,侵權者早就完成流量變現並轉移陣地。

筆者認為未來針對這類AI擬真內容的商業應用,可考慮從下述幾個環節重塑「事前治理」的遊戲規則:

(一)課予虛擬角色內容製作方證明未侵權之責任

AI短劇之所以容易引發誤認與侵權爭議,很大程度在於其高度擬真卻缺乏透明揭露。未來的AI專法或數位內容規範,應明確要求商業內容製作者,必須對於虛擬角色明確留存其生成過程,以確認若未取得適當的同意或授權,不會利用他人生物特徵或著作等,甚至提供事先公開揭露的認證機制。亦即,如其無法證明時,即課予適當之法律責任,由源頭即減少未經同意或授權之不當利用行為。或是像美國國會持續推動《反假冒法案》(NO FAKES Act)[1]等針對數位分身(Digital Replica)的聯邦立法,未來任何涉及特定人臉或聲線的商業內容,向經紀公司或本人取得正式的數位分身授權並留存權利證明紀錄,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向。

(二)發行與廣告投放落實「權利事前釋明」與「廣告實名連帶責任」

商業化的AI短劇要變現,往往離不開付費解鎖平台或社群媒體的精準廣告投放。法律制度在檢討數位平台與廣告規範時,應針對具有「商業營利性質」或「付費推廣」的AI內容,課予發行方與廣告主較高的事前注意義務。例如要求上傳者進行「權利狀態聲明」,確認為純原創角色,或已取得特定自然人之肖像/數位分身授權,或串接至前述公開揭露的認證機制。此外,也應該限縮隱匿身分可以獲取商業利益或投放廣告的空間,甚至要求獲益的平台應將相關的廣告收入回吐,作為賠付權利人遭受損害的補償。

(三)網路平台則應由「被動處理」轉向「主動治理」

未來涉及網路平台的法制設計,必須在「言論自由」與「侵權守門人」間重新劃定界線。當平台針對AI生成短劇提供「廣告分潤」或接受「商業廣告投放」並從中獲取直接經濟利益時,平台就不能再以「純粹技術中立」自居。雖然先前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遭到產業界一致性的反對,但這是因為立法未考量台灣具體狀況所致。進入AI時代,許多既有的問題因為AI能力的提昇而被放大的情況下,筆者認為恐怕網路內容涉及各種違法問題處理的解方,再次聚焦到網路平台作為最具治理可能性的角色,將難以避免。網路平台業者與其被動等待立法或修法後再來思考如何因應,不如主動在尚未立法或修法前,採取更積極的治理機制,引導立法的趨勢。

四、結語

科技的演進從來不是法律退讓的理由。《人工智慧基本法》所開啟的二年法制檢討期,正是台灣重新思考數位治理的關鍵契機。面臨無法完全掌控的AI時代,由法律制度設計的角度,不應該是讓權利人看似享有權利,實則飽受折磨。將法制設計的重心從「事後抓賊」轉向「事前設防」,由「被動處理」轉向「主動治理」,才能讓AI技術真正成為賦能影視創意的工具,而不是侵害他人權利與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的源頭。

AI短劇因AI技術進步與算力成本的下降,在2026年呈現爆發式成長,製作成本大幅壓縮,但劇本同質化與流量壓力卻讓許多投機業者走上捷徑。既然付不起大牌明星的授權費用,輕輕鬆鬆用生成式AI弄出一張「明星臉」,甚至許多具有個人特色的配角或素人與網紅,大量擷取公開照片「偷臉」來製作AI短劇。這樣的議題正提醒我們AI時代的法制調整確實已迫在眉睫,我們無法再看個案的熱鬧,而必須主動參與在立法的過程中,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受到AI的影響。


[1] https://www.congress.gov/bill/119th-congress/senate-bill/136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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